“伪怀疑论”：这一网暴利器正在摧毁舆论环境

□叶晴朗（南京大学）

(相关资料图)

一位年轻的母亲自杀了。5月23日，距离儿童节还有一周时间，她一年级的孩子在学校里被汽车碾死；6月2日，在儿童节的第二天，她从自家楼上一跃而下，这场发生在武汉的悲剧被打上了的最惨烈的印记。

真正引发公众愤怒的，是数日来这位母亲遭受到的网络暴力——对这位母亲穿着的质疑，对其发声是为了“炒作”的无端指责……毋庸赘述，这场事件的舆论焦点已经从“中小学机动车管理”等问题彻底转向了对网暴的声讨。

网暴已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，仅仅声讨网暴实际上已经无法叩击问题的根源。6月3日，《中国青年报》编辑曹林就在其个人公众号上发文称，要将公众“抽象的愤怒”转变为“具体的愤怒”。他从平台责任、执法监管的角度呼吁对网暴者进行惩戒，笔者则从文化角度出发，试图揭露藏在一系列网暴事件背后的网暴利器——伪怀疑论。

持有“伪怀疑论”的网民在接触到公共事件时，首先采取不信任的态度，对当事主体发表各种怀疑。其往往从结果出发，对起因——也就是当事人的心理动机、社会背景等等——进行反推。而这种怀疑之所以加了一个“伪”字，就是因为它有一个最吊诡、也是最致命的特征：不以事实为基础，难以证实或证伪。

以这位母亲为例。很多网民质疑称，她对肇事者、校方的持续公开追责，说不定只是为了流量。请注意这一表述，它的核心逻辑在于将当事人的公开追责与其一个很可能的自然结果——舆论流量的增长粘合在一起，而后者的另一个结果则是经济利益。然而，想要驳斥这一质疑所需要的事实却是无法获得的——它存在于未来，存在于一个“说不定”会发生的“事实”当中。也就是说，这位母亲必须证明自己的发声并不是以流量为根本目的的，即便有了流量，也不会以此攫取经济利益。“伪怀疑论”的威力在此显现：当事人很难不走进一个“自证清白”的怪圈，而无论最终被证实或证伪，施暴者都不会受到实质损害：“被我说中了”，或就此隐身、加入斥责网暴的舆论大军。

纵观近几次引发全网关注的网暴事件，“伪怀疑论”的逻辑在其中愈发清晰。不知大家还记不记得那个被网暴致死的粉发女孩郑灵华。当时有很多质疑声是这样的：“头发染成这样，夜店女还能上985？”“感觉像故意闹大炒作一把”……是否感到了一些既视感？这其实与今天我们看到的这场网暴中的话术一般无二——“伪怀疑论”作为一把网暴利器，已经挥向不知多少无辜个体。

那么，“伪怀疑论”从何而来？在众多评论中，有一条吸引了笔者。该评论如是说道：“因为有林生斌前车之鉴，再也不信这些成天晒图的人。”它向我们暗示：“伪怀疑论”的盛行或源于舆论场上社会互信的缺失。我们看到，从南京彭宇案，到林生斌利用人设消费同情之事件，再到如今几乎已是“常见”的各种反转新闻，不可否认，社会互信机制在舆论场中正在走向崩解；而“伪怀疑论”则正如那条评论所痛陈的那般，是网民的善意受到打击后的自我防卫……吗？

并不是。这其实正是“伪怀疑论”的另一可怕之处：它早已不再只是一种朴素的思维逻辑，而是一种有害的修辞术，只需稍加利用就可轻易将恶意包装在“怀疑”的外表下，向当事人倾泻而去。那条评论试图以此将自身的恶意隐去，包装在“善意受到打击”的修辞下为自己的无端怀疑开脱，却对自己采信于谣言的事实绝口不提。在对郑灵华进行网暴的人当中，不乏仅仅是因为“心情不好”就进行无端怀疑的人；《中国青年报》社会调查中心与腾讯网新闻中心早在2006年就曾调查发现，有62.6%的受访网民认为，主观恶意制裁别人的倾向是“网络暴民”的典型特征。 “伪怀疑论”的修辞术使用一层看似自圆其说、实则毫无道理的逻辑包装了批评者的主观恶意，让当事人不得不花费大把精力应对这层包装，而难以直接通过驳斥其主观上的恶意来完成自白。

至此，可以说，“伪怀疑论”的盛行的确是社会互信缺失所推动的结果，但反过来，却又更加猛烈地冲击着社会互信，加剧舆论场的撕裂——它是一个恶性循环，运转于一个普遍缺失互信的舆论场中，源于不幸，同时制造着悲剧与裂痕。

我们再回到6月2日这件令人窒息的悲剧中来。在生命的最后时刻，这位年轻母亲到底受到多少网络暴力的打击我们不得而知，和丧子之痛相比，这于她而言或许无足轻重。或许，真正让她选择离开的，是她整个世界的崩塌：孩子在校园里车祸而死，校方不愿按其要求担责……而那些无端的怀疑，或许就是将她从楼上推下的最后一股力量。

此事件后，一方面，应彻查网暴者背后是否存在组织行为，并如曹林老师所言，在法律的框架内，落实平台责任与执法监管，让网暴者付出其应承担的代价；另一方面，我们不应再只停留在声讨网暴的义愤上，而要认识到隐藏在网暴事件之下的那层思维逻辑，捕捉到被用于网暴的那些“武器”，当再遇到网暴事件时就能清晰地认识到其逻辑谬误，以理性回应网暴的恶行，而非抽象的愤怒，更非“以暴制暴”。

据媒体报道，自从5月23日孩子出事后，姥姥一直照看着这位母亲，直到噩耗再次传来。想到这位老人家，笔者的窒息感更甚。我们不愿再看到类似的悲剧重演，亦不愿见到我们的公共舆论环境进一步恶化。“伪怀疑论”或许只是网暴利器中的一种，但它可能潜藏在每一个人的内心深处。我们不能简单地将网暴者归入“坏人”一栏，像切除病变组织一样切割掉；应该时刻对“伪怀疑论”这种朴素而又有害的思维逻辑充满警惕，因为它随时会把我们自己变成那个“网暴者”。如此，网暴才能真正得到遏制，舆论环境才能从根本上得到改善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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