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盛宣怀档案”有一个特点：事无巨细，人无贵贱，凡是他经手的事务，交往的友朋，无论长篇宏论，抑或寸纸只字，无论家国大事，还是私友密语，甚至一张账单、一页菜谱，他都一概保留珍藏。而且，档案中的文字内容无论褒贬，是美赞还是恶吠，他从不因文而删选，一视同仁，照样保存。称“盛档”为中国近代史料的一座宝库，绝非虚言。
最近几十年来，盛宣怀一直是历史学界研究的热门人物，以他为主题的图书不下几十种。盛宣怀与鸦片战争以来的中国近代化进程有多元的交集，与中国近代洋务实业的创办和发展不可分割，与晚清民初各式人物也有复杂的交往互动，他身上具备众多近代史研究的元素。
盛宣怀(1844—1916)，字杏荪，号补楼、愚斋，江苏常州人。他是晚清中枢一级的官僚，但他并未走通科举入仕之路，参加过三次乡试皆落榜。后经人介绍入李鸿章幕，李鸿章要他一心一意跟着做事，全心投入自己主管的洋务实业。在当时不少传统官僚眼中，这很有些“不务正业”。但盛宣怀从候补道台做起，署理天津海关道，任山东登莱青兵备道，升至邮传部尚书，从一个不起眼的地方小吏升迁至掌握一方大权的中央官员。然而，盛宣怀看上去不是一个醉心做大官的人，他想要的其实是“办大事”。办事，就是办洋务实业之事。他引以为傲的“大事”确有一大串，同时代的上海实业家经元善不无妒意地称他“手握十六颗夜明珠”，华东师大的夏东元教授总结他有“十一个第一”，为中国近代社会的发展和进步作出了极大的贡献。1910年，盛宣怀在一封寄给孙中山的信中说：“世上有十个盛杏荪，实业便有数十件。”他对自己在洋务实业领域取得的成就，也是颇为自负的。
“盛宣怀档案” (以下简称“盛档”)正是由他手握的轮船、邮政、铁路、银行、煤矿、纺织这些大大小小的“夜明珠”串起的珍贵历史遗存。盛宣怀及其家族留给后人近20万件珍贵史料，主要收藏在上海图书馆和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，寓居日本的盛氏后人亦有部分档案收藏。“盛档”内容涉及近代中国的政治、社会、外交、军事、金融、实业、教育各个方面，也反映了盛氏家族的发达和兴衰。涉及的洋务实业，举其大者有轮船招商局、汉阳铁厂、华盛纺织总厂、汉冶萍公司、中国电报局、中国铁路总公司、中国通商银行、北洋大学堂、南洋公学等，涉及的人物多达数百上千，孙中山、李鸿章、张之洞、左宗棠、端方、丁汝昌、袁世凯、郑观应、辜鸿铭、唐廷枢……这些晚清重要人物都在“盛档”出现身影。盛宣怀亲身经历了洋务运动、中法战争、中日战争、戊戌变法、义和团运动、东南互保事件、中外商约谈判、中国红十字会成立、四川保路运动、辛亥革命等近代史上的大事件，档案真实地记录了他的立场、观点、言行，也折射出当时社会的历史面貌，各种政治势力的交织和争斗，挫折和成功。作为近代私人档案，其数量之大，内容之丰富，无人能出其右。而他一生经历丰富，经手的大企业、大事件非常之多，令这份私人档案成为中国近代历史全景式的记录。称“盛档”为中国近代史料的一座宝库，绝非虚言。著名学者王元化曾对 “盛档”的作用有过一个评价： “补史之阙，纠史之偏，正史之讹。”
“盛档”中的文献年代最早见于清咸丰末年(1860年前后)，最晚在1940年左右，时间跨度达八十多年。笔者曾在上海图书馆长期整理盛宣怀档案，常常会惊奇盛宣怀竟然有那么强烈的档案保存意识，或者说档案情结。几十年中盛宣怀北去南来，曾在河北、天津、江苏、山东、湖北、北京、上海多地任职，去过两次日本，晚年定居上海，日积月累，这些档案跟随他四处辗转，最后带到上海，如果没有保存档案的主动性和积极性，这是难以想象的。 “盛档”有一个特点：事无巨细，人无贵贱，凡是他经手的事务，交往的友朋，无论长篇宏论，抑或寸纸只字，无论家国大事，还是私友密语，甚至一张账单、一页菜谱，他都一概保留珍藏。“盛档”还有一个鲜明的特点：档案中的文字内容无论褒贬，是美赞还是恶吠，他从不因文而删选，一视同仁，照样保存。一些档案具有很强的私密性质，内容或有“妄议”朝政之言，或有讽喻他人之语，撰写者怕落人把柄，会在文末特意提醒，阅后 “付之丙丁”，盛宣怀却从不理会，照样保存在他的档案库中。不知盛宣怀当时如何着想，但由于他的这一举动，使得后人能够在“盛档”中看到不少原本应该被销毁的密件，能够了解更多的历史细节和真实，实在难能可贵。“盛档”的真实性也就更令人信服。
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收藏的 “盛档”和上海图书馆收藏“盛档”本是一个整体，都是盛氏家族留下的历史遗产。其中部分由盛宣怀后人携至海外，辗转被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收藏。这批“盛档”曾经经过初步整理，装订成77册，总数13000多件。从原始整理者的编号可以得知，原来装订的册数应该更多，估计有一百册左右。文献类型主要有二种，信函和电稿，可以看出这批档案是经过精心挑选的，多为精品。和上海图书馆收藏的“盛档”比较，其有以下几个特点：
1、大多是底稿和亲笔函稿;上图收藏的档案中则有大量抄件。
2、大量的名人亲笔手札;比如梁启超亲笔函、谭嗣同亲笔函，香港“盛档”中均有收藏，而上图档案中则一件未见;又如袁世凯函，上图收藏大部分是幕僚代笔或抄稿，而香港所收均为亲笔函件。香港“盛档”中的友朋书札基本都是亲笔，鲜有抄稿或誊清稿。
3、盛氏家族史料集中，特别是早期史料非常丰富。包括盛宣怀父亲盛康与子孙的来往函件;盛康与常州、苏州亲朋的来往信函;盛宣怀与原配夫人董氏及子女的函件等。上图的这部分档案比较零散。
4、赈灾方面的文献颇为可观。
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所长朱浒先生最近在 《晚清史研究的深翻》一文中以盛宣怀研究为例论述近代史研究的不足，他说：“盛宣怀的命运经历了复杂的变换，当时的政治、经济和社会等各个领域之间也发生了复杂互动，传统与近代因素也并非截然对立，而是多有交织融合之处。并且，通过资料的‘深翻’得到重新揭示的、盛宣怀走向洋务之路的过程，对于理解洋务建设如何演变为一项社会运动的历史进程，及近代工业化如何在中国落实的过程，显然不无启发意义。……此种‘深翻’方式的应用领域，应该绝不会仅止于盛宣怀研究。可以说，这种将发掘理论局限和资料局限结合起来进行反思的路径，特别有助于传统重大论题研究的推进。”从这段话，可以充分看出，虽然“盛宣怀档案”陆续披露将近20多年，但史学界对“盛宣怀档案”以及盛宣怀研究的重视至今未减，这也是“盛档”的魅力所在。
如何“深翻”历史档案，深入历史研究?试举几例，以窥一斑。
研究李鸿章的著述多如牛毛，但是能看到真实细节描绘的不多。文物馆藏“盛档”中有几件盛宣怀长子盛昌颐写给盛宣怀的家信，描写李鸿章接见时与众人的对话，非常生动：
“父亲叫卑府指省直隶，伺候中堂。两世蒙中堂栽培，不愿到别处去。求中堂留意，有可以学习的差使赏委一个，长在中堂前阅历报効。中堂云我此地人拥挤不开，一时没有差使，你多少年纪?答云二十八岁，卑府明年场后拟引见到省。中堂云候补没有意思，搃要得一个缺，姑且下场，不能点翰林，亦要两榜。明年且到工上看看，学习学习。”
“一人亦是为赈务。中堂问他多少赈捐?答云没有。中堂云没有银子不兴的。一人是新到省的，是郎帅幕友。中堂看他履历，问字是你写的?答云是。即举茶。向男云：盛世兄下过几场?男云卑府下过四场，南闱两次，北闱两次。中堂云听说工夫狠好的，你认真办赈，中个举人罢。”
这两段话的语义背景笔者要做一些解释，不然有些读者不明就里，可能看不明白。
当年山东严重水灾，李鸿章是直隶总督，山东赈灾事务归他总管。盛昌颐去山东参加赈灾，是盛宣怀的主意，给他带了一笔捐款去。拜见李鸿章，也是盛宣怀的主意，因为他的这位长子是个平庸之辈，没有什么出息，让他去山东参加赈灾，有机会面见李鸿章，希望能得到李鸿章的帮衬。因为是盛宣怀的儿子，李鸿章还是比较客气的，接见了两次，但始终没有松口要给个差使，而是要他去参加科举考试谋出身。
第二次接见时，第一位求见者想参加山东赈灾事务，在晚清，在赈灾事务上做出贡献，也可以得到一官半职，是一条通往仕途的路径。民间人士参加赈灾首先要筹集捐赠资金，称作“义赈”，这是盛宣怀光绪五年(1879)在河北参加赈灾时首创的，他带头捐赠，并组织了江南一批大户人家捐赠，因此得到李鸿章的褒奖。所以李鸿章一听这位求见者没有捐款，直接就驳回了他：没有银子来做什么?第二位求见者是山东巡抚张曜的手下，带了履历，看来是想谋个一官半职，李鸿章只问了他一声“字是你写的?”没有第二句话，就“举茶”送客了。看来字写得不怎么样，不入李鸿章法眼。虽然张曜是李鸿章的部下，山东现任父母官，李鸿章也一点不给面子。
这些绘声绘色的细节描写反映了当时的官场风气，也把李鸿章写活了，一般研究著作中是看不到的。这样的描写还有不少，有兴趣的读者可以慢慢浏览。
盛宣怀与李鸿章的关系也历来是研究者感兴趣的话题，“盛档”中盛宣怀与李鸿章之间来往的公牍私函不少，有些档案背后的故事颇令人遐想。
光绪九年(1883)，盛宣怀因为正在建设中的电报工程经费紧缺，将他管理的金州矿务局的二十万元经费暂用于电报工程。当时正逢上海的钱庄倒闭，股票下跌，金州矿务建设停滞，盛宣怀因挪用矿局资金，遭御史弹劾，受到降三级调用的处分。盛宣怀深感冤屈，但他只是个道员身份的小官员，无权直接向朝廷上书分辩，他竟然替李鸿章起草了一份奏折底稿，以李鸿章的口气借李鸿章的身份出面向朝廷为自己辩解。这份底稿有以下文字：“盛宣怀因上年经办电报，关系军政，禀明暂挪矿务银两，移缓就急。经锡珍等查覆，该员所办电报，纵横万余里，拒绝英丹，有裨文报。……查该员现署津海关道，兼行营翼长，事繁任重，迭奉谕旨饬办团练，并保护各国商民，绥我地方，实非熟悉洋务营务人员不能胜任。”李鸿章还真上了一道很长的奏折为盛宣怀辩白，最终减轻了给他的处罚，“私罪”改为“公罪”，“降三级调用”改为“降二级留任”。操笔要上司帮自己洗白，找出不该处分的理由，试想如非关系特殊，如何能这么做，又如何敢这么做?
李鸿章和盛宣怀是上下级关系，也是父子辈关系(李鸿章和盛宣怀父亲盛康都是道光年间进士，同辈)，盛宣怀因李鸿章的提携得以飞黄腾达，盛宣怀的几次人生重要转折关头，都得到了李鸿章的迴护。他们之间的关系不同寻常，有人说是因为李鸿章与盛康的私交，但事情没有那么简单，借助 “盛档”，这方面的研究很可以有深一步的挖掘。
对盛宣怀本人的研究，在目前面世的传记作品中，以夏东元的两部著作《盛宣怀传》和《盛宣怀年谱长编》最为权威。但是这两部著作有一个比较大的缺陷，对盛宣怀早期生平活动的记载基本空白。盛宣怀二十八岁之前(同治十年，1871年之前)的记载大多源自《愚斋存稿》中的“行述”一文，此文对盛宣怀早期活动记载文字不多，很简略。
盛宣怀的洋务思想从何而来?鸦片战争后很多有识之士都在谈论洋务，李鸿章为什么会信任一个并无洋务实践的年轻人，委以重任?对这些问题《盛宣怀传》与《盛宣怀年谱长编》都没有能给予有说服力的解释。这正是早期史料缺乏，作者无从看到这一时期的档案史料所造成的。
同治年间，盛氏家族以经营典当、钱庄发家，在常州、苏州、南京、仪征、扬州、上海都有不少分号，并且大多是以民间集资类似股份制的方式经营。盛宣怀是长子，很长时间在帮助料理典当、钱庄等家族企业。盛宣怀的管理能力、经济思想应该是在这一段时期内形成的。朱浒先生在研究盛宣怀时对他走向洋务之路的过程就颇为疑惑，他认为李鸿章所以重用盛宣怀，和赈灾有关。我却有另外的看法。我以为李鸿章之所以重用盛宣怀，和盛宣怀的经济思想和管理能力分不开。盛宣怀之所以会在创办轮船招商局时提出“官督商办”的方案，就有盛氏家族经营典当、钱庄业的经验在内。盛氏家族经营的典当、钱庄主要是民间资本，即所谓“商办”，但是这两个行业属于金融业，需要地方政府审核发给经营执照，不少典当、钱庄有官员的投资(比如李鸿章、王文韶)，甚至还会有地方政府资本参与的投资，本金旱涝保收，还收取固定红利，这就是所谓“官督”了。既有官方的认可保护，又有民间企业自行管理的便利，这个好处是不言而喻的。
文物馆收藏的“盛档”中有很大一批盛氏家族和亲友之间的来往信函，都未曾披露过，这些信函内容大量涉及典当、钱庄的经营管理，正是研究盛宣怀家族发展历史、盛宣怀早期生活经历和思想发展的重要史料。
“盛档”中史料的丰富超出一般人的想象，相信近代史研究者会在《香港中文大学藏盛宣怀档案全编》(上海人民出版社，2021)中读到更多的故事，找到更多的史料。大端如洋务实业、金融经济、军事政治，其余如人物关系、官场规例、民俗民风，甚至文物流转、公文体例、隐喻代称，相信都会有令人惊喜的发现。
(作者为原上海图书馆历史文献中心副主任)
